启远网配资驳斥经济诡辩

这张未注明日期的照片展示了一个农村家庭正在享受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农村电气化计划带来的便利。这些便利包括收音机、电灯以及改变农场家庭生活方式的家用电器。（美联社照片/经《尚佩恩新闻公报》（The Champaign News-Gazette）发布，由伊利尼东部电力合作社（Eastern Illini Electric Cooperative）提供）

作者：David Lewis Schaefer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Emeritus at 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

来源：本文原标题「Refuting Economic Sophistry」，发表于Law&Liberty官网（2025年7月16日），全文详情请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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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通常在保护其政治自由与宗教自由方面极为勤勉，但经济学家Phil Gramm与Donald Boudreaux在《The Triumph of Economic Freedom》中指出，他们在捍卫经济自由——即“对自身生计的控制”——方面往往表现出较少关注，尽管经济自由在保障其他权利中具有根本性作用。作者认为，此现象之所以存在，乃因公众“对其理解最少”。对于自由市场体系运作方式的缺乏认知，使公民易受政客、利益集团及雄心勃勃的知识分子所散布的误导性主张影响，从而接受那些限制经济自由、并最终损害其福祉的措施。

Gramm（曾起草罗纳德·里根总统的首份预算案，后担任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与Boudreaux（乔治梅森大学教授）驳斥了关于美国经济史的七大“迷思”，这些迷思曾被用于支持上述虚假主张。依次包括：工业革命使工人陷入贫困；大型公司的成长催生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规制的必要性；大萧条源于“资本主义失败”；自由国际贸易“掏空”美国制造业；2008年金融危机由放松管制引发；以及美国自由市场制度导致贫困与过度收入不平等。

作者首先揭示了该论断之神话性质：该论断最初由社会主义者Friedrich Engels提出，后被二十世纪众多历史学家沿用，并被Charles Dickens等文学作家以最为深刻的方式呈现，即工业革命对工人产生“灾难性”后果。虽然十九世纪中叶工厂劳动条件确实令人不悦，但反工业论调的讽刺之处在于，其提出之时，恰值“物质福祉黄金时代”，尤其是对工人而言。经济史学家Deirdre McCloskey所称的“Great Enrichment”，始于二百余年前，最终使包括英国、日本及美国在内的工业化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约3,000%至10,000%。那些哀叹工厂劳动取代所谓更为愉快的农耕生活者，未曾意识到农村生活在预期寿命、住房、营养及健康方面的贫困程度。（事实上，正是工厂所提供的更高收入吸引了工人离开乡村。）

在美国，正如作者所指出，仅在1870年至1900年三十年间，“经通货膨胀调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三倍，农业产量增加一倍以上，采矿业及制造业产出分别增长八倍与六倍”，其经济增长速度前所未有。然而，所谓进步主义者在此期间兴起，指责该增长系由大型公司或“托拉斯”实现，且其所有者保留了大部分收益，同时“剥削”工人。结果是旨在拆分托拉斯的反垄断立法，并启动广泛的国家规制体系。

然而，尽管主要历史教科书仍在传播进步主义神话，即托拉斯利用垄断力量限制产出以抬高价格，但十九世纪末实为价格通缩时代，此乃产出增长之结果，尤其是在大型企业主导的行业，因其享有规模经济并具备引入创新技术的激励。托拉斯亦未能利用其力量扼杀竞争：正如历史学家Gabriel Kolko所指出，由于新产品、生产方法、市场及供应来源的引入，经济力量分布不断被改变。政府干预非但未能促进竞争，反而妨碍竞争，服务于政治上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当社会主义者Upton Sinclair散布关于芝加哥屠宰场不卫生操作的虚假指控时，国会中的进步派通过了1906年《肉类包装法》，而大型肉类加工企业对此表示支持，因为它们比小型竞争对手更能承担政府检验成本。类似地，政府对糖业征收关税，以及州际商务委员会对铁路运输、卡车运输及航运价格的固定，同样压制了竞争。

Gramm与Boudreaux亦驳斥了与此相关的迷思，即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在不断加剧，导致数百万人陷入贫困。

直到20世纪70年代卡特政府时期，该规制体系才部分被拆解，伴随着联邦反消费者价格设定政策的废弃，以及基于“消费者福利的新反垄断政策的采纳。然而，四十年后，拜登政府试图通过行政命令及任命敌视自由市场制度的监管者，重新施行进步主义政策。

作者亦探讨了关于大萧条成因的持续迷思。根据“传统观点”，大萧条源于1929年股市崩盘的“贪婪”，以及所谓的“消费不足”问题，而富兰克林·罗斯福试图通过“新政”加以解决。此迷思始于关于1920年代繁荣之明显虚假主张，即其利益（如罗斯福传记作者Arthur Schlesinger Jr.所言）分配不均，原因在于税收政策偏袒百万富翁，且企业拒绝与工人分享利润，导致“大众购买力相对下降”。

然而，事实是1920年代见证了平均生活水平的前所未有提升。（历史学家Paul Johnson在其著作《Modern Times》中列举了普通民众突然能够享用的商品的广泛增加，从汽车、收音机到人寿保险单。）1929年的股市崩盘亦不必然导致随后的长期萧条：此前存在一场经济学家James Grant所称的“被遗忘的萧条”，发生在1920年至1921年，仅持续约18个月，且未采用赫伯特·胡佛及罗斯福自1929年起采取的政府开支政策而得以结束。

正如Gramm与Boudreaux所指出，罗斯福及其进步派顾问利用消费不足与分配不均的指控，为其早在经济危机之前即已倾向的政策辩护：更高的政府开支及更高、更累进的税收。然而，罗斯福的政策并未遏制萧条；至1939年，其财政部长Henry Morgenthau承认，政府“从未兑现承诺”，失业率依然维持在六年前的高位，尽管政府已承担了“巨额债务”。

Gramm与Boudreaux与货币主义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及Anna Schwartz一致，将大萧条的起源归咎于联邦储备系统的“重大错误”，其在1920年代末通过维持过低的利率助长了市场“狂热”，继而“矫枉过正”，大幅提高利率，“使企业借贷与投资更加困难”，从而增加雇佣的障碍。然而，罗斯福随后延长了萧条，首先是效仿其前任增加（并加剧累进性）税收、运行大额预算赤字，并试图防止价格与工资下跌；继而创造了敌视商业的环境，夸耀其政策所招致的仇视；再度提高税收，并采取诸如支付农民宰杀并掩埋牲畜之荒谬计划，彼时城市中仍排满了救济队伍。

与认为大萧条仅因美国参战二战而终结（从而解决失业问题）的观点相反，该观点曾促使Paul Samuelson等领先经济学家主张在和平恢复后立即恢复“天文数字般的赤字”，幸而此建议未被采纳，Gramm与Boudreaux将战后长期繁荣归因于“基本自由市场的恢复，以及对罗斯福政策所引发之财产与契约权神圣性极端不确定性的终结”。尽管Harry Truman倾向于国家医疗保险等政策，并反对《塔夫脱-哈特利法案》（Taft Hartley Act）对工会权力的限制，但民意调查显示，相较于罗斯福，企业家与专业人士“感受到的威胁明显减少”。

在当前总统公开宣称对关税“钟爱”的背景下，作者所论述的另一项更具现实关联性的内容，是其针对国际贸易“掏空美国制造业”这一神话所作的驳斥。该神话依赖于一种怀旧情绪，这种情绪在两党总统中皆有共鸣，即企图恢复二战结束后持续三十年的“黄金时代”，当时美国保持稳定的贸易顺差、失业率低且工资增长高。然而，该贸易顺差实乃美国在战后所处经济优势地位的产物，而这一地位必然随着欧洲、日本的重建以及台湾、韩国等国的工业化而终结。然而，作者指出，顺差的结束并未意味着美国劳动者收入的停滞：“以实际购买力计算，目前66.3%的美国家庭收入水平足以将其置于1967年收入分配的前20%。”美国制造业产出亦未下降，尽管其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有所减少。近期工业产能增速放缓乃全球性现象，并且“与科技产业崛起同时发生”，后者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与特朗普总统的主张相反，作者指出，当“外国人成为美国净投资者”导致美国出现贸易逆差时，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榨干我们的生命血液”。事实上，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120个月中，有102个月实现贸易顺差”，而该时期恰为始于毁灭全球贸易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经济大萧条时代。相较之下，战后美国“成为人才与资本的磁石”，推动了就业创造与家庭财富增长。提高关税只能损害整体繁荣，尽管有利于某些有限群体。一个近期的例子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创造”了分别1000个和1200个工作岗位，但由于企业需支付更高的金属价格而整体损失7.5万个制造业岗位——而各国加征的报复性关税则导致美国农民销售额损失220亿美元。

作者进一步驳斥了另一神话，该神话由包括巴拉克·奥巴马及《时代周刊》在内的广泛群体所传播，即2008-2009年经济衰退缘于抵押贷款银行的放松管制，这些银行“设计复杂的抵押贷款……以欺骗毫无戒心的购房者”，诱使其承担超出偿付能力的债务。**事实上，真正原因在于克林顿政府依据1977年《社区再投资法》施压银行，迫使其不断降低贷款标准，以推动“可负担住房”，并虚假声称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与美国政府债务同等信用等级”，从而引发市场崩溃。（克林顿盟友、时任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公开宣称其希望在房地产市场“掷骰子”。他如愿以偿，但国家却为此付出代价。）

对自由市场运作缺乏理解，使公民易受误导性主张影响，从而接受限制经济自由的措施。

在经济不平等问题上，格雷姆与布德罗驳斥了另一相关神话，该神话由教皇方济各、法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及迪士尼家族继承人阿比盖尔·迪士尼等人倡导，即美国的经济不平等持续加剧，导致数百万人贫困。这些论点的最大缺陷（格雷姆在其合著The Myth of American Inequality中已详述）在于，它们依赖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而该数据将三分之二的转移支付（例如食品券、医疗补助、税收抵免）排除在“收入”定义之外，同时未对家庭收入作税收调整。当进行必要调整后，原先声称的收入前五分位与后五分位的平均收入比为16.7:1，实际上变为4:1。此外，调整后的收入分配在后面三个五分位中极为平坦：2017年，最低五分位平均收入为49,613美元，第二五分位为53,924美元，中间五分位为65,631美元。并且，在调整家庭规模后，事实表明，“居于收入后60%的美国居民，其收入水平大致相同……尽管最低五分位中仅36%的适龄劳动人口实际工作，而第二五分位和中间五分位的比例分别为85%与92%。”综上，现行税收与转移支付的结合削弱了劳动激励，导致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在其专著《Men Without Work》中所记录的社会与道德问题。

在引用显著经济流动性（即随时间增加的收入）证据的同时，作者对皮凯蒂等集体主义者提出批评，认为其将高收入者的收入描述为“攫取”“占有”或“吸收”他人财富，而非“其自身所赚取或创造”。例如，比尔·盖茨“持有微软公司0.53%的股份”，但“其产品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他创造了数十万个工作岗位，并使我们的养老金基金更具价值，因为我们持有的微软股份是其个人持股的数倍。”

格雷姆与布德罗得出结论称，在对收入进行适当调整后，美国的实际贫困率仅为2.5%。他们补充道，所谓贫困绝非源于‘资本主义’，相反，‘贫困与依赖’乃联邦政策的重大失败，尤其是林登·约翰逊发起的‘反贫困战争’以及功能失调的美国公立学校。因此，他们主张改革福利项目，纳入‘工作激励及对有劳动能力适龄成年人的强制工作要求’，并改革教育体系，包括引入特许学校、学校选择，以及（笔者补充）打破教师工会阻碍改革的权力。”

正如格雷姆与布德罗所提醒的，尽管“在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最富裕的国家，贫困而非富裕显得不合常理”，繁荣并非自然状态，而必须通过“持续的劳动、创新与投资”加以创造。然而，目前“基于收入状况的社会福利支出爆炸性增长……占美国一般税收收入的57.4%”，这不仅危及美国的财政稳健，也威胁包括国防在内的重要服务，以及对国家未来所需的资本投资。

笔者衷心希望，美国每一位政治、经济与历史学科的高校及中学教师都能阅读这部极具价值的著作，并将其理念传达给学生。